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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佛法个体的经验说，从凡夫发心到因地之中的修行，从修学的增上到佛果的圆满，没有哪一个阶段可以离开戒律。佛弟子身份的取得和增上，都是由于戒律的受持与熏修而获得。是不是佛弟子，要看他（她）是否受持佛戒来定；其修学的情况如何，要从其戒律的熏染程度来说。就佛法的修学众来说，不管是在家众还是出家众，戒律都是其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戒律既是佛弟子个人修学的依学处，又是佛弟子众的和合规范。就佛法的整体而言，戒律更是佛法住世的根本保障。然而，从戒律在佛教的现实中所呈现出来的境遇来看，又是极尽曲折艰难的。在佛教的原始发祥地古印度，佛陀入灭之后，关于戒律的歧异主张，对佛经结集和教团的分裂、部派的出现，都可以说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参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38页以下，中华书局，1995年。】 。在中国，先是由于佛法未昌，戒律不行，待到律宗兴起，又因律典浩繁，研习乏人，而难以为继，时至日下，戒律益发萎靡，几至无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宗教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佛教界大会小会之时，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口号也提得相当频繁，国家在“积极引导”，我们自身在“不断促进”，内因外缘，都在强调要“适应”。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是自然规律，换言之，“适应”的话题是永恒而普遍的。说其永恒，是因事物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随因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变化是永恒的，适应就是永恒的；说其普遍是说适应是相互的，说白了，这个“适应”的生存原则适用于任何事物，拿时下的“三个代表”来演绎一下，“适应”是万物间共同的利益获取原则，即是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利”为目前的，“益”是将来长远的，你的、我的、他的、大家的、现在的、未来的，乃至过去的利益都共同实现在这个“适应”上，这个理念在佛教“善”法中被解释得淋漓尽致，这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圆满真理，是一切先进文化的同一内核。当人民群众（人）和这一合理内核（先进文化）结合在一起之时，就是先进的生产创造力，这是挖掘如意宝藏的锁钥。因此，我认为“三个代表”不该仅仅是我国的、目前的重要指导思想，应该是整个人类的、永恒的主导思想。
佛教可以说是最讲究“适应”的，因缘生灭的现象观、契理契机的经义圆融观、大乘利他的“四摄”方便观、菩萨济人的假智观等等，可以说都是在强调“适应”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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